很简单，将http改为https即可。

稍微详细一点，即将http://www.google.com/reader 改为 https://www.google.com/reader，只插入了一个小s，现在，你就能够看被禁的海外中文网站了。

对了，如果你用GMAIL，WEB访问时插入一个小S同样重要。

顺便介绍一个网站 https://knol.google.com，可以搜索今年最重要的纪念日。记得http后面同样有个小S。

让我们欢呼，美妙的小S无处不在。

建设一词从49年以来就每天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已是听你千变也不厌倦，以至于耳熟能详。比如作风建设，党风建设，军队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甚至于经济建设等等。每天都能听到这个词，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它的本来意义。比如说经济建设这个词，经济需要建设吗？

建设，是人类主动地对某一对象从无到有地进行的一项活动。

有些对象不需要人为干预，就不需要建设。

比如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需要建设，但资本主义是不需要建设的。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资本主义是自然的，社会主义是人为的。资本主义是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自然形成的。说白一点，资本主义就是买卖双方在做生意的时候自然形成的。公平志愿的买卖，就是好的市场经济。掺杂权力的不平等交易，就是坏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呢，不是自然形成的。搞社会主义首先需要共产，或者社会主义改造，要让私人没有财产，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个过程很难。如果私人都不喜欢自己拥有财产，都愿意主动地把自家的财产充公，那么，社会主义就不需要建设了，社会主义就是自然形成的了。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现实是人们不愿意把自家的财产充公，人们都愿意把别家的财产充公。所以，需要建设。

这个建设，显然是需要成本的。

成本几何？

首先，得有一个推进建设的组织。没有这个组织，建设就没有推动力，或者甚至于提都不会人提。这个组织的运作需要成本。建设的难度越大，建设的成本越高。从这一点来看，在经济落后的地方先实现社会主义是有道理的——因为那里经济规模太小，以至于实现成本很低。这个组织为什么要搞这个建设？首先，组织内的组织者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个好事，至于是不是真的就是好事，那倒还不一定，因为认识的层次有差别，但起码组织者本身是这么认为的。其次，搞设个建设让组织者很有成就感，毕竟人活一世，总要做点事情，留点足迹。最后，当然也是最主要的，搞这个建设让组织者可以掌控一切社会资源，呼风唤雨，想当年秦始皇汉武帝也不过如此嘛，甚至于天庭玉帝又如何？这种美好的感觉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的完全的。这种美好的感觉，让人可以完全只顾现在，不管将来。虽说人人知道历史的评判之公正，但仍道出哪管死后滔天的奇谈。

然后，得有被建设者的支持。至少是不反抗。当然，对付反抗者，建设者们自有办法。有成本高的办法，也有成本低的办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得牺牲（当然是牺牲被建设者啦）。要得到被建设者的支持，攻心为上，宣传是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没有宣传的，也不需要宣传。工业化社会分工，做生意各搞各的，交流最多的是买卖的信息。需要天天高唱资本主义好吗？不需要，需要天天搞资本主义建设吗？不需要。需要花大力气搞建设吗？不需要。大力气，换个说法，就是高成本。

所以，建设，是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直接成本的直接体现。而这个成本的最大比例，就是组织者的庞大队伍的开支，包括组织者自身生活的开支，和组织活动本身的开支，甚至于组织自身建设的开支。

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成本以及高达GDP的20%以上。高于全民教育开支。高于全民医疗开支。这后两者，由于开支的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社会良心循环，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也许高效率，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规模经济。但一旦加上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成本，结果必然是高成本，不经济。实践已经证明。

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组织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除贫困，措施无非是提供粮食、医疗、交通等民生物资。虽说这些物资上的东西也是必需品，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要彻底消除贫困，首要的就是要消除懒惰思想。不消除懒惰思想，人不可能脱贫。甚至，人要是懒惰，背靠金山都会沦为赤贫。

刚刚看了印度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更是坚信，贫困源于懒惰。只要不懒惰，人总能不至于那么的贫困。

懒惰的人，总是希望不劳而获，天天盼着免费的午餐，时时想着天上掉馅饼。

懒惰的人，听说不用劳动就什么都有，有吃有穿，按需分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就无限憧憬。多好！简直跟天堂一样享受！

懒惰的人，最向往的就是共产主义。

懒惰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大政府。最好就是政府包揽一切，从出生到死去，都由政府管着，自己就不操心了。

懒惰的人，最喜欢抢别人的劳动果实。美其名曰：均贫富。美其名曰：天下大同。他们甚至懒得去想，以至于不知道说，如果富人都被消灭干净了，那就只好共同贫穷了。共同富裕？等上了天堂再去做那个美梦吧。

懒惰的人，最怕自由。自由了，他就茫然了，不知道该干什么呢。

懒惰的人，最怕民主。没有人给他做主，要他自己做主了，他就SB了。

百年来的世界发展史告诉我们，那些仍然存在懒惰思想的地方，总是不能消除贫困。那些总是指望政府救济，指望国际救济的地方，总是不能消除贫困。

贫困可能有很多种情形，有很多种原因。但都可归于因为懒惰。具体又可分为懒于行、懒于学、懒于知、懒于思、懒于说等等。

比如一种是懒于行。住在交通不便的山里，鸟不拉屎的地方，荒芜之地，却又不肯搬迁，守着那片所谓的祖坟故土等死。一个地方不能致富，无法产生财富，你不是长了腿的吗，你不能换个地方吗？树是死的，人是活的。树挪死，人挪活。有人说你不知道迁徙不自由吗？你不知道暂住证吗？那我还要说，你没听说过偷渡吗？我不佩服那些申请到签证去富裕他国的留学生，我倒是佩服那些在闷罐船集装箱里偷渡的人们。他们伟大过普通的贫困者之处在于，起码，不懒于行。那些跋山涉水远赴外地求学的学子、做生意的商人，每一次奔波都是自我救赎，每一次奔波都在远离贫困。他们不会贫困，因为他们不懒于行。

再比如一种，懒于学。现代社会，工业化的世界，需要知识，先有知识而后创造财富。而知识，来自于学习。但很多赤贫者懒于学。无知无识却又不肯学习，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陷于赤贫，无法脱贫。有人又要跟我说，教育资源有限。确实，正规的教育，应该给予每个人，但因为畸形的政府，没有恰当地给到每个人。但，先不说为什么别人能不停地考入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业是因为他们比你勤快，只说知识并不一定来自于正规教育。社会大学一样培养人才，非科班出身取得成就的也比比皆是。只要善于学习，起码不至于贫困。我佩服那些在城里找着工作的人，那些将自己置身于陌生的环境，通过学习能找到立足之地的人，起码，他们不懒于学。

还有一种，是懒于知。知识就是财富，他们真的不知道。比如真相，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无法拥有真相带来的财富。他们经常说，××不让我们知道，我还懒得去知道呢。他们不知道，他每赚一块钱，就要被××拿走一大半。他还以为自己只赚到了2毛钱，自己只能赚2毛钱，他还要感谢××，说××让他赚到了2毛钱。他不知道，他的贫困是因为错误的采用了一种体制。他不知道的太多，以至于活该贫困。

还有一种，是懒于思。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思考。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说，一个人思考了，这才是一个人！如果他不思考，他就不是一个人。可是，现在不思考的人太多了。脑残者，被洗脑者，斯德哥尔摩症患者，都是不思考的人。懒于思的人，已经放弃了做人的基本功能。这种人，贫困活该。

甚至于有懒于说的。政府让他闭嘴，你就闭嘴，自我安慰称懒得说。其实，他不知道，言论不仅是自由，也是财富。你们不知道吗？很多人靠嘴巴就能致富，甚至造就百万富翁。比如那些嘻嘻梯喂的，那些喉舌，不就是的吗。如果你长了嘴，却又主动闭嘴，这种人，贫困也是活该。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老欧洲）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柏拉图：理想国——专制国家的原型，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如我的小岛

开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就是开放社会的三大敌人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沉默的大多数，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亚当斯密：国富论——自由平等的交换为至少两人（交换双方）增利，因此交换本身产生价值

卢梭：忏悔录——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

第七篇
    论国民的职责
我在第六篇里论及尊重国法，主张每一个国民都要努力尽到两个人的职责，在这里我要再来详细叙述一下国民的任务与职责，以补第六篇之不足。
    凡属人民，均应一身兼负两种职责：一方面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充当一个公民，这是作客的立场；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共同协商，结成一个称为国家的公司，制订法规，并付诸实施，这是当家作主的立场。
    比如某一市镇有居民一百人，结成一个公司。大家商定章程，并付诸实施，从这一点来看，这一百个人都是公司的主人。但就公司里的人都不可违背所定章程来看，这一百个人又是公司的客人了。因此国家就象一个公司，人民就象公司里的成员，每一成员都负有主客两种职责。
    第一，先以客人的身分来讲，凡属一国的人民，均须尊重国家法律，不可忘记人与人平等的原则。我既不愿他人损害我的权利，我也不可损害他人的权利；我之所乐，他人也以为乐，故不可夺人之乐，以增我之乐；更不可窃取他人之物以自富；既不可杀人，也不可谗害别人：而应严守国法，服膺人与人平等的大义。基于国家政体而制定的法律，即或感到尚不完备，也不应妄行破坏。出兵或与外国缔结条约，权在政府，虽然此权系由人民根据约法授与政府，但如非参与政府职权者决不可干预其事。若是人民忘却此义，一见政府措施不合己意，即肆加非议，或不遵守法令，兴师动众，甚至一马当先，拔刃相见，那末国政就一天也不能维持了。这好比上述一百个人组织的公司，经协商后推定十位经理，但其余的九十人都不赞同经理的办法，各自为政，经理要卖酒，九十人偏要卖饼，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人一意孤行，私自卖起饼来，或者违背公司章程，毫无道理地与他人争论，这样公司的买卖就一天也做不成，势须解散，而公司的损失，则将由百人分担，那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由此可见，国法中若有不完备之处，没有道理以此作为口实而进行破坏，如果事实上发现不正不便的具体条款，也须平心静气，向相当于一国经理的政府建议，促其改革，万一政府不肯采纳，也只好尽力忍耐，以待时机。
    第二，再就主人的身分来说，全国人民不能人人执政，故订立下述的约法，即设立政府，委以国政，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可见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比如由公司的成员百人中选出经理十人，等于政府。其余的九十人则相当于人民，那九十人虽然不在公司里办事，但也将事务委交自己的代理人，那么他们就是公司主人的身分了。至于选出的十位经理，现在办理公司事务，乃是按照契约，受了公司的委托，依据其意志行事，所办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司的公务。因此世人称政府事务为公务。顾名思义，追本溯源，凡属政事，决不是官吏的私事，而是代替人民管理全国的公共事务。由此可见，所谓政府，就是承受了人民的委托，遵行约法，使全国人民，无分贵贱上下，都能行使其权利，并须做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
    假如有一群盗匪闯进民家，而政府见了不能制止，就可以说政府是盗匪的徒党。若是政府不能贯彻国法的旨意，以致人民遭受损害，则不论损失的多少，出事的迟早，都应该负责赔偿。比如由于官吏的疏忽，使国人或外侨遭受损失，因而赔偿了三万圆。
    而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赔款的出处是人民，那末按日本人口三千万人计算，每人就要分担十文钱，倘若官吏如此疏忽十次，每人就要出一百文。如果一家五口，就要出五百文。乡下的农户有了五百文钱，就可以一家围坐，摆设酒宴尽一夕之欢。由于官吏们的疏忽，而使全日本国的无辜小民失去无上的欢乐，那是多么不幸？
    从人民的立场来说，好象是无端出了一笔傻钱，无奈人民具有国家主人的身分，既已将国事付托政府，这一切损失只好由主人承担下来，不应专为金钱损失而苛责官吏。所以人民应该时常留心，如果看到政府措施有不妥之处，即应毫不客气地予以深切正确的忠告。
    人民既然是一国的主人，那么负担保卫国家的一切费用就是应尽的职责，在缴纳的时候，决不应稍露不满之色。要知道为了保卫国家，即须发给官吏薪俸，还不能不支付海陆军费及法院和地方官的经费。总算起来，数目似乎很大。可是每人要分摊多少呢？就日本的岁入来看，按照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出一、二日圆。一年间一人只出一、二日圆，却受到政府的保护，晚上不怕盗贼，单身旅行不怕抢劫，得以安然度日，岂不是大为上算吗？
    世间尽管有合算的买卖，可是再没比纳税给政府而受保护的事更便宜的。环顾世人，有的把钱花在美轮美奐的建筑上，也有的倾财于锦衣美食上，甚至有人花天酒地以致倾家荡产，这种花费是不能与纳税同日而语的。总而言之，不应当出的钱，即使一分也该爱惜，但是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钱，就该毫不迟疑地付出才是。
    如上所述，如果人民和政府各尽本分，和衷共济，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政府方面越出本分，施行暴政，这时站在人民立场，就可能采取以下三种举动。
    一、屈从政府；二、用实力对抗政府；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
    第一，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遵从正道是人的本分。倘若屈从政府人为的恶法，便是违背了作人的本分。并且一度屈从恶法，便为后世子孙留下恶例，酿成天下普遍不良风气。
    在日本古代，往往愚民之上有苛暴的政府，政府逞威，人民震恐，见到政府的处置，明知其不合理，但恐明辨是非就会触怒官吏，致贻后患，所以该说的话也不说了。所谓后患就是俗话所说挟私报复，由于人民害怕这种挟私报复的后患，所以不管政府如何无理，只知一味唯命是从。这种心理相沿成风，造成今日卑屈的状态。这就是人民卑躬屈节遗患后世的一例。
    第二，用实力对抗政府，原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事，必须纠合同党，掀起内乱。这实不能称为上策。因为既经起兵与政府为敌，就只好把事理的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而致力于力量大小的较量。但就古今内乱的历史看来，人民的力量常较政府为弱。而且内乱一起，那一国的原有政治机构必然颠覆。可是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年月。
    因此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它，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再探索内乱的根源，总由于不合人情而起，可是人类世界上不合人情的事，再没有甚过内乱的。内乱一起，父子兄弟都会自相残杀，更不用说朋友关系了。真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这种恐怖情况下，人心越发残忍，人的举动几乎近于禽兽。弄到这样地步却希望施行比旧政府还好的良法善政，欲引导天下人情复归于善良，岂非梦想？
    第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
    在以上三策中，这第三策才是上策中的上策。因为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已由此论阐明，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来年。此外，用实力来对抗政府，会有得不偿失之患，若用真理来说服政府，就只会除去应除之害，而不会发生其他流弊。说理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不正当的措施，只须政府处置归于正途，则议论也就自然停止。若是用实力来与政府对抗，必然引起政府的震怒，势将不顾一切，益逞淫威，为所欲为，甘冒不韪。
    至于采用平心静气的说理办法，则虽暴虐政府的官吏，也是我们同国的人，见到我们因坚持真理而舍身力争，必将发生同情相怜之心，从而决心悔改。凡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西洋称为“殉道”（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虽然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
    日本自古以来，有很多战死的，也有很多切腹自杀的，均被称为忠臣义士，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如追寻他们舍身的原由，总不外是与两主争夺政权的战争有关，或是为了替他的主人报仇而慷慨捐躯，表面上似乎很堂皇，其实对于社会并无益处。他们相信各为其主，到了有愧主人时，就只有一死相报。这是不文明时代常有的事；今天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他们是不知死所。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指人类智德进步，每个人都能支配他自己，使人世间交往没有互相为害的事，从而各自行使其权利，达到社会上普遍的安全和繁荣。那么兴师也好，复仇也好，只要合乎上述文明的精神，兴师能克敌制胜，复仇能保全主人的名誉，且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工商业，以实现普遍的安全和繁荣，则亦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未抱有这种目的，况且那些忠臣义士也没有那种眼光，只是泥于因果之理，图报主人罢了。时至今日，这种为主人而捐生的所谓忠臣义士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名叫权助①的仆人，奉主人的命令出差，丢了一两金子，徘徊途中，自觉无以对主人，就决定在道旁树枝上用腰带自缢身死。世间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推此义仆寻死时的心理，察其实际情形，也未尝不可怜悯，真可以说是“出使未返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权助受了主人的委托，却丢失了一两金子，就拿一死来尽君臣之分，自以为无愧于古今忠臣义士，其忠诚可与日月争辉，名声可与天地共存。决不料世人是这样薄情，对他并不重视，既不为他立碑表扬，也不为他建祠祭祀，却认为权助为了一两金子而死，视生命轻于鸿毛。但是事体的轻重，不能用金子的多少和人数的众寡来衡量，而应视其是否有利于社会文明而定。因此那些忠臣义士杀了一万敌人而战死也好，权助丢了一两金子而自缢也好，其无益于今世文明则一，同时也分不出孰轻孰重。可以说义士和权助都不知死所，这等行为是不值得称为“殉道”的。就我所知，主张人民的权利，提倡真理，进谏政府，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自古以来，只有佐仓宗五郎②一人。但是关于宗五郎的传记，只有民间俗本之类，还没有详细列入正史。我如果能够得到材料，今后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表扬其功德，以供世人借镜。
    ①本文发表后，由于作者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引起了保守派的反感，导致“楠公权助论”的论战，楠公指楠木正成，即所谓忠臣的代表。
    后来作者化名写了《评〈劝学篇〉》一文，请参阅。——校者②日本民间流传的农民运动领袖。传说他是十七世纪中叶下总（今千叶县）的村长，由于领主横征暴敛，独自向将军进行控诉，以致被处极刑，但赋税得以减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