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篇
    论尊重国法
    政府是代表国民，按照国民的意志执行事务的。它的职责不外乎是制裁罪人和保护无罪的人。这就是执行国民的意志。如能达到这种目的，对于国家是有益处的。本来有罪的人就是恶人，无罪的人就是善人，如有恶人想来妨害善人，善人就须自行预防；有想杀害自己父母妻子的人就捕而杀之；有想盗窃自己财产的人就捕而鞭笞之，这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但是要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来对付和防止多数的恶人却是很费力的。即令有相当准备，也要花很大的费用，并且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就如上述那样，订下了这样的约束：建立代表全体国民的政府，以尽其保护善人的职责，而官吏的薪俸和其他政府的各项费用，都由国民来负担。既然政府代表全体国民而行使政权，那么政府所做的就是国民的事，国民也就必须服从政府的法令，这也是国民和政府间的约束。因此国民服从政府，并不是服从政府制定的法令，而是服从自己所制定的法令；国民破坏法令，并不是破坏政府制定的法令，而是破坏自己所制定的法令；国民因违法而受到刑罚，也并不是被政府处罚，而是由自己所制定的法令处罚。换言之，这就是意味着国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第一是建立代表自己的政府，来制裁国内的恶人和保护善人，第二是严守同政府的约束，服从国法，并接受保护。
    如上所述，国民既已与政府约定，把执行政令的权力委交政府，那就丝毫不能破坏这种约束和违背法令。比方逮捕杀人犯和处以死刑是政府的权力；逮捕和监禁盗贼是政府的权力；提起公诉是政府的权力；取缔流氓斗殴是政府的权力，人民是丝毫不能干涉这些权力的。如果违背这项原则，私杀罪人，或捕擒盗贼私加体罚等等，那就成为触犯国法而私自裁判他人罪行的人，叫做私设公堂，是不能免于罪责的。对于这种罪行，文明各国所定的制裁法律都很严格，真可以说是威而不猛。
    但是在我们日本，政府的权威虽然好象很大，可是有些人民只畏惧政府之尊，而不知法之可贵。兹将私自裁判的弊害和国法之可贵缕述如下：譬如有强盗进入我们的家里，威胁家人，想要掠夺金钱，此时作为家长的职责应当是将事件的经过报告政府，听候政府处理。但如事出火急，已经来不及报告政府，而盗贼已在纷扰中进入贮藏室，就要把金钱抢走。若是想在这种情势下加以制止，就连家长的生命也有危险，因此全家被迫要进行私人防御，作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擒拿这个强盗，然后诉诸政府。擒拿时可能使用棍棒利刃，还可能伤害盗贼或打断盗贼的腿，万分紧急时甚至可能枪杀之。尽管如此，主人毕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才采取上述一时权宜之计，其目的决不是追究盗贼的违法、处罚盗贼的罪行。因为处罚罪人只是政府的权限，而不是私人的职责。所以用私人的力量拿住盗贼以后，作为一个平民，就不许伤害他，殴打他，也不许对他稍加侵犯，只有诉诸政府，听候政府的审判。假如拿住盗贼以后乘怒杀伤和殴打他，其罪行就等于杀害和殴打无罪的人。譬如有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盗窃现款十元者处笞刑一百，用脚踢他的脸的人也处笞刑一百。在这里如有盗贼侵入他人住宅，盗窃了十元钱以后想要逃走，却被主人拿住，并将其捆绑起来，甚至乘怒用脚踢了他的脸，那么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办，犯窃款十元之罪的贼固应处以笞刑一百，而主人犯了平民私自制裁盗贼和用脚踢他的脸之罪，也须处以笞刑一百。国法之严如此，所以人们不可不有所畏惧。从上述道理来考虑，可以理解报仇是不妥的。①杀我父母的人是在国内杀人的公众的罪人，逮捕处刑只是政府的职责，而非平民所能干予，纵因自己是被杀者的儿子，也没有私自代替政府杀害这个公众的罪人的道理。那不仅是冒失大胆的举动，也可说是不顾人民的职责、违背与政府订立的约束。假如政府对此处理不当或偏袒罪人，也只能根据不公正的情形对政府提出控诉。无论发生什么事故，都不能自己动手；即使杀亲的仇人在眼前徘徊，也没有私自杀害他的道理。
    在从前德川时代，浅野②的家臣们为了给主人报仇，杀了吉良上野介，世间称之为赤穗义士，那岂不是大错而特错吗！
    当时日本的政府就是德川幕府，浅野内匠头、吉良上野介③和浅野的家臣们都是日本的国民，即都是约定服从政府法律，受政府保护的人。但因一时错误，上野介对内匠头有了无礼行为，内匠头竟不知诉诸政府，而在盛怒之下想私自杀害上野介，遂至引起双方争斗。德川政府裁判责令内匠头切腹自杀，上野介免刑。这一裁判实在是不公正的。可是浅野的家臣们如果认为这个裁判不公正的话，为什么不诉诸政府呢？兹假设四十七位义士于计议以后，据理依法诉诸政府，也许政府暴虐，初时对这个诉讼置之不理，也可能把他们逮捕处死。尽管如此，假如他们有一个被杀，仍不畏惧，又代之上诉，前仆后继地向政府控诉，一直到四十七名家臣诉尽了理、丧尽了命为止，那么不管它是怎样坏的政府，总会终于为理所屈，对上野介加以刑罚，从而改正其判决，只有这样才可以叫做真正的义士。但是他们过去不明白这种道理，身为人民而不知尊重国法，妄自杀害上野介，真可以说是错认了人民职分，侵犯了政府权限，私自制裁了别人的罪行。所幸当时德川政府把这些暴徒都处了刑，而使事件平息了结。
    假如不加惩处，那么吉良的族人一定会对赤穗的家臣们进行复仇而杀害他们，接着家臣们的族人又要对吉良的族人进行复仇，仇仇相报，永无休日，不到双方的族人和朋友死尽不止，所谓无政无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私自制裁之遗害国家如此，岂可不慎？
    从前日本古时对于农民商人之辈冒犯了具有武士身分的人，设有格杀勿论的法律，这是政府公然默许私人制裁，岂非荒谬已极？凡是一个国家的法制，只应该由唯一的政府来施行，法制愈滥，政府的权力也随之愈弱。例如封建时代的三百诸侯，都握有生杀之权，从而政府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削弱了。
    私自制裁中最厉害的和为害政治最大的就是暗杀。环顾古今暗杀事件，有的是为了私怨，有的是为了夺取金钱。企图进行这种暗杀的人们，本来就怀着犯罪的决心，自己打算做个罪人。另外还有一种暗杀，并不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是憎恶所谓政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ｅｍｙ）而加以杀害。这种人由于各自政见不同，即以个人的见解，裁决他人的罪行，并侵害政府的权限，随意杀人，而且不仅恬不知耻，反而自鸣得意，自称为奉行天诛。也有人加以赞扬，称之为报国之士。可是所谓天诛，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难道说是替天代行诛罚的意思吗？
    如果是这种意思，那就先要想一下自己的身分。
    本来在一个国家里居住，无论和政府缔结什么契约，总须约定遵守国法并接受保护。如在国家政事中发现令人不平的事，或认为有人危害国家，理应平心静气地诉诸政府。对政府置之不理，而自己来做替天行道的事，岂不是逾分已极吗？归根结底，这样的人虽然性情耿直，但是昧于事物之理，只知忧国之当然，而不知忧国之所以然。试观天下古今的事实，未曾有以暗杀而能成大事和增进人间幸福的。
    不知尊重国法的人仅知畏惧官吏，在官吏面前尽量设法逃避表面上的罪名，实际上却已犯罪，而不以为耻。不仅不以为耻，还以其狡猾地破坏法制和逃避罪行为能事，企图博得好评。在现今社会上的日常谈话中，常有人说道，这虽是国家的大法，但也不过是政府的外表，要办某件事，只要私下计议妥当，使无碍于外表的大法，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这种人边笑边谈，毫不内疚于心，甚至于还和小吏们秘密策划，互相勾结，而装做无罪的人。固然国家的“大法”是过于烦琐，如果不是这样，前述阴谋也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从一国的政治来讲，却是最可怕的弊端。因为这样会养成轻蔑国法的习惯，助长一般人民不诚实的风气，不遵守应当遵守的法律，终于酿成罪行。
    例如禁止当街小便是现今政府的法律，可是人民却不能体会这个禁令之可贵，仅仅是怕遇见巡警，因此在日暮人稀的时候，等到没有巡警便违法自行方便，没想到竟被发现而受到了处罚。他们虽然当面认罪，但是内心并未体会到是犯了严肃的国法才被处罚，而只认为是倒霉才碰到了可怕的巡警。这种情况岂不令人可叹？因此，政府立法应力求简易，法律既定，就必须严格执行。如果人民看到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有不便之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
    如已承认这些法律，并在其下生活，就不应窃议是非，而须严格遵守。
    我们庆应义塾在上个月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贵族太田资美④先生，从前年起捐款雇用一个美国人充任义塾教师。
    这次任期已满，准备雇用另外一个美国人，已经和本人谈妥，遂由太田具文向东京府申请让这个美国人充任义塾的文学教师。但据教育部的条文规定，用私款雇用私立学校教师，虽是私人教育，当教师的也必须持有在本国学完该学科的毕业证书，否则不准雇用。可是这次想雇用的美国人没有这种证书，教育部就通知太田说：要是只当语学教师尚无不可，若按照申请内容派他充任文学教师却碍难照准。接着福泽谕吉又向东京府提出书面申请，指出这位教师虽然没有毕业证书，但其学力足以教授本校学生，故请按照太田的申请准予任用；并提出，虽说申请雇用那个美国人为语学教师，可以邀准，但是我校学生原来是想学文学，不愿伪称语学以欺政府。结果由于教育部的规定不能变更，谕吉的申请也被驳回。因此已经谈妥的教师就不能雇用，那人已于去年十二月下旬离日返美，太田先生的心愿成为泡影，数百学生也为之失望。这实在不仅是一个私立学校的不幸，又大大妨害了我国文学的研究，真是不智已极。但因顾全国家法制的尊严，也就无可奈何了。最近我们还想再申请一次，曾与太田等人就此事在社中进行磋商，认为教育部所规定的私立学校教师规程固属国家大法，但如将文学字样改为语学二字，申请便可邀准，对学生即为大幸，似可进行。可是经过再三商议以后，终于认为这次不能雇用那位教师，虽然可能影响学生们的学业，然而欺瞒政府又是士君子所耻，所以谨守国法，不违人民本分是为上策，此事就告一段落了。本来一个私立学校的问题似乎是无关重要，但因上述议论的主旨有关世道，所以附记篇末。
    ①作者写此文的前一年，即明治六年二月，政府公布了禁止报仇的法令。——校者
    ②浅野，播州诸侯。其封地名赤穗，今属广岛县。——译者
    ③内匠头是浅野长矩的职名，司理土木工程事务，相当于清朝的营造司郎中；上野（州名）介是吉良义央的官职。介是次官。——译者
    ④田资美：原为远州挂川藩主。明治四年入庆应义塾学习，后为赞助人。——校者

第五篇
  《劝学篇》本来是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为目的而写的，所以在第一篇到第二、三篇中尽量使用了通俗文字，以期易于阅读。但第四篇的文体稍有改变，间或用了一些较难的文字。第五篇则系明治七年元旦庆应义塾同志集会时的讲话记录。文章的体裁也与第四篇大致相同，或者不免有些难解之处。四、五两篇毕竟是以学者为对象而立论的文章，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世间学者一般都很小心，勇气不够，可是阅读文字的力量是够的，那怕怎样深的文字，也不感到困难，所以我就未加考虑地把这两篇文字写得难了一些，其意义也自然比较高深，因此《劝学篇》一书便失去了作为一般民众读本的意义，对于初学的人们说来，是很抱歉的。可是从第六篇以后，仍恢复了原来的体裁，力求容易理解，以期便于初学，不再用较难的文字了。希望读者不要拿这两篇来评定全书的难易。
  明治七年元旦献词
    我们今天在庆应义塾迎接明治七年的元旦。这个年号是我国独立的年号，这个义塾是我社独立兴办的义塾；能在独立的义塾中迎接独立的新年，岂不是很可喜的事吗？可是，凡事得之可喜，失之可忧，所以在今天高兴的时候，不要忘了他日之忧。
    我国虽因历代治乱相循，政府迭有变更，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丧失独立。其原因就在于国民安于锁国的风习，治乱兴废不与外国相关。既与外国不发生关系，所以治是一国国内的治，乱也是一国国内的乱。再者经过这种治乱而不曾丧失的独立，也只是一国国内的独立，而不是和外国争锋以后所得到的独立。这就象关在家里抚养、还没有和外人接触过的儿童一样，其脆弱性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我国忽然和外国建立邦交，国内的事没有一件不与对外关系息息相关，差不多每件事情都要比照外国办理。如将我国自古以来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今日西洋各国的状况相比较，那就不仅要“退避三舍”，就是想摹仿他们，也不免望洋兴叹，因此更加感觉到我国独立的不巩固了。
    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近来我国政府虽然不断开设学校和倡办工业，海陆军制度也大为改观，略具文明的形式。可是人民还没有抱定巩固我国独立的决心，并对外进行竞争。不仅如此，即令偶然有机会得知西方情况的人，也是在尚未了解以前就害怕起来，既然抱着害怕的心理，那么即使我们略有所得，也不能对外运用。可见人民若是没有独立的精神，那些文明的形式也就终于会成为无用的长物了。
    我国人民没有独立精神的原因，是由于数千年来国家的政权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文事武备到工商各业，以至于民间的生活细节，都要归政府管辖。人民只知在政府指使下奔走效劳，国家好象是政府的私有物，人民不过是国家的食客。人民既成了流浪的食客，仅得寄食于国中，便把国家看成旅馆一般，从来没有加以深切的关怀，也得不到表现独立精神的机会，久之就酿成全国的风气，到了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了。大凡世间事物，不进则退，不退则进，决无不进不退停滞不动之理。试观现在日本的情形，纵然文明的形式虽似有所进步，而作为文明精神的人民独立精神却日益退步。
    兹就这点来讨论一下：在以前的足利①和德川时代，政府只凭强力来役使人民，人民服从政府是由于力量不足。力量不足并不是衷心悦服，只是害怕政府的强力而表面服从罢了。现在的政府则不仅有力量，还有敏锐的智慧，向来作事不失时机，所以维新不到十年，就有了学校和兵备的改革、铁道电报的铺设，还建筑了隧道、铁桥等，其决断的神速，成绩的辉煌，实足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这些学校、兵备乃是政府的学校、兵备，铁道、电信也是政府的铁道、电信，隧道、铁桥自然也是政府的隧道、铁桥。至于人民究竟是如何看法呢？人们都说：政府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智慧，实在远非我等所及；政府是在上面掌管着国家，而我们仅在下面依赖着国家，忧国之事是上面政府的责任，和下面的百姓无关。总的说来，就是古时的政府使用威力，现在的政府力智兼用；古时的政府缺乏治民的方法，现在的政府富于智术；古时的政府是锉抑民力，现在的政府是收揽民心；古时的政府是从外面侵犯人民，现在的政府是从内部控制人民；古时的人民把政府看做是鬼，现在的人民却把政府看做是神；古时的人民畏惧政府，现在的人民则崇拜政府。若不乘这种情势来改弦更张，则政府今后举办事业，纵然越来越具备文明形式，人民却会越来越丧失独立精神，从而文明的精神也会逐渐衰退。例如现在政府建立了常备军，人民本应视为护国的军队，兴高彩烈地祝其壮大，然而事实上却反而把它看成是威吓人民的工具，只有心怀恐怖。又如现在政府开办了学校和铺设了铁道，人民本应把它当作一国文明的象征，加以夸耀，但实际上却把它视为政府的恩惠，在这种恩赐之下越发增加依赖心理。人民既然对本国政府抱有畏缩恐惧的心理，又哪里谈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国竞争呢？所以说如果人民没有独立精神，则徒具形式的文明，不仅是无用的废物，而且反而会使民心萎靡。
    由此可见，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兴办，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方向，一面与政府共同协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国历史，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政府创造的。它的基本技术，都是居社会中等地位的学者们研究出来的。例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铁道是斯蒂芬荪研制的，首论经济规律和改变经商方法的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既不是国家的执政者，也不是干体力活的小民，而是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发明，先是一个人在心里有所领悟，然后公开发表，在实际施行中广结私人同志，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把造福人民的事业留传万世。
    在这个时候，政府只须不加妨碍，适当的予以鼓励，并考察人心所向，尽量加以保护就行了。所以兴办文明事业的是个别人民，而保护文明事业的则系政府，这样一国人民就能把增进文明引为己任，互相比赛竞争，互相羡慕夸耀。国内有一件好事，全国人民都拍手称快，惟恐别国捷足先登，所以文明的事业就都成为增长人民志气的工具，一事一物无不有助于国家独立的。然而我国的现况却与上述情形相反。
    今天在我国居于那种“中产阶级”地位，可以首倡文明、维持国家独立的只是一些学者。可是这些学者观察时事的眼光不高，或者忧国不如忧己那样深切，或者溺于世风，以为只有倚仗政府才能成事，几乎都不安于其学者的地位，而走上了宦途，奔走于微末的俗务，徒劳身心。他们的举动虽多可笑之处，但却甘心而为之，别人也就不以为怪；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野无遗贤”，而感到高兴。这固然是时势使然，其罪不在某个人的身上，但是为了国家的文明前途着想，却可以说是一大灾难。学者身当增进文明的大任，坐视文明精神日渐衰退而不以为忧，真足令人长叹息和痛哭了。惟独我们庆应义塾的同仁，尚能免此灾祸，几年来还没有丧失独立，在独立的义塾中培养独立的精神，并期进而维护全国的独立。但是社会潮流的力量有如急流狂飙，要在这种激流中屹立不动确非易事。如果没有非常的勇气毅力，便会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往往有失足的危险。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作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我们同仁中已经掌握方法的人，就应当忍受贫苦，克服困难，把获得的知识应用到文明事业上去。至于可办的事业则不胜枚举，如振兴商业，研究法律，兴办工厂，开发农业和从事著作翻译及新闻出版事业等。我们应当把一切文明事业都引为己任，为民前驱，协助政府，使公私的力量平衡，以增进全国的实力，而将脆弱的独立奠定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与外国实行竞赛而毫不退让。如果从现在起过了几十个新年以后，再回想今天的光景，不但不觉得今天的独立可喜，反而觉得可怜可笑的话，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快事吗？因此我希望学者们认定正确的方向，并努力求其实现。
① 足利时代（１３７８—１５６５）亦称室町时代，初代将军为足利尊氏。——译者

第　四　篇
    论学者的职分①
    近来私下听到有见识的人说：有人问“今后日本的盛衰虽难依凭智力来明确推断，但不知究竟有无丧失独立之虞，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日本能够逐渐进步，是不是可能达到文明昌盛之域”；还有人怀疑“日本能否保持独立的问题，若不经过二三十年。很明显是难以预期的。“甚至于还有人听信极其蔑视日本的外国人的说法，觉得不管怎样，“横竖日本的独立是危险的”。
    当然我们不会一听人说就信以为真，失掉希望，但如根本上对能否保持独立这一点没有疑虑，也就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疑问来了。假如我们到英国去问不列颠能不能保持独立？人们一定会笑而不答，因为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毫不怀疑。然则日本的文明程度虽似较前进步，却不免对其前途怀有疑虑，生为日本人，怎能不为之寒心？我认为既生为日本人，就不能不明确认识和尽到各人的本分。本来“政”这个字所包含的事务是政府的职责，但与政府无关的民间事务还有很多，所以为着办好全国的事，人民与政府必须互相配合，我们尽国民的本分，政府尽政府的本分，彼此互助，才能维持全国的独立。
    凡是要维持一件事物，必须使其力量平衡。譬如人的身体，要维持健康，就非有饮食、空气和阳光不可。外受寒热痛痒的刺激，体内再作相应的活动，就能发生调和全身的功用。如果突然丧失外界的刺激，置之不顾，单靠体内的活动，则人身的健康是一天都不能维持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政是一国的功用，要调和功用来保卫国家独立，必须内有政府的力量，外有人民的力量，内外互相呼应，保持力量平衡。因此政府犹如体内活动，人民犹如外界刺激，如果突然把刺激去掉，只凭政府力量去活动，那么一国的独立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如能明白养生的道理，并将其原则运用在治国上，就不会怀疑这个道理了。
    今试观察我国现势，其不及外国之处，就是学术、贸易和法律。世界文明不外就是这三项。如果这三项不完备，国家就不能独立，这是不待识者就会明白的。但是我国这三项都不完备。
    从维新的时候起，政府方面虽不是没有花费人力、物力，也不是才力不够；但其多数措施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无知文盲。政府既知原因所在，就不断开辟奖励学问，议订法律和规定商法之道，或者晓谕人民，或者示以先例。但虽用尽各种方法，而至今未见实效，就是因为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人民依然是没有志气的愚民。这些努力也许稍微促进了一些进步，但如与所费的精力和金钱相较，则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够的。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一国的文明事业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来举办。
    也许有人说：政府暂时驾御这类愚民是一时的策略，等他们将来智德增进，自然就会进入文明之域。这种话是可说而不可行的。我全国人民苦于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人人都不能把心里所想的说出来，而是互相欺骗来偷安逃罪。大家以为欺骗是做人的法宝，不诚不实成为日常的习惯，既不知耻，也不以为怪，真是自身的廉耻丧尽，又何暇关心国事？政府为了矫正这种毛病，却越发虚张声势，不是恫吓，就是叱责。
    本想用强力来导致诚实之风，却使人民对于政府更不信任，这种情况恰如用火来救火，终至上下隔绝，成为一种无形的风气（相当于英语中的“Ｓｐｉｒｉｔ”），不能马上去掉。现在政府在表面上虽然大有改变，但是专制压迫的风气还是存在。人民虽然也好象得到一点权利，可是那种卑屈和不信任的风气仍与往日无异。这种风气无形无体，不能就一个人、一件事来形容它，而它的实际力量是很强的。我们如果从它在整个社会上的表现来看，即明显可知其不虚弱。
    试举一例来说明。就当今官吏的私人言行来看，都是些豁达大度的士君子，我们不但对他们没有成见，而且对他们有些言行还会表示敬佩。另一方面，平民之中也不见得都是无能的愚民，也有少数公正诚实的良民。可是这些士君子在参加政府办事的时候，他们的措施却有很多是为我们所不满的。
    同时那些诚实的良民只要一接近政府，就马上卑屈起来，以伪诈诡计欺骗官吏而不以为耻。这种士君子为政和良民陷于卑屈的情形就象一身两头的人，在私为智者，在官为愚民，又可以说是“散则明，聚则暗”。政府应该是聚集许多智者的地方，而做出愚人的事情，能不令人奇怪吗？追究其根本原因，当系上述风气的影响，以致人们不能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维新以来，政府虽然振兴学术、法律与贸易等，却没有见效，其原因亦即在此。用一时权术来驾御人民，以待智德增进，假如这不是用威力来强迫人民进入文明，就是用欺骗的手段使人民趋于善良的策略。政府若用威力，人民就拿诈伪来应付；政府若使用欺诈，人民就只表面服从，这不能说是上策。策略纵然巧妙，用它来推进文明是无益的。所以说推进社会文明是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的。由此可见，如果现在我国要进入文明之域，必须首先把浸润人心的风气扫除干净。
    其扫除的方法，靠政府的命令与私人说教都很难收效，一定要有先进者和向人民示范的人。示范人物既不能在农民和商人中间寻找，又不能在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中间寻找，只有洋学家足当此任，但也不能对他们抱完全依赖的心理。近来社会上这一派人物已渐渐增多，他们或者讲授西文，或者专门阅读翻译书籍，虽似竭尽全力，但有的学者诵文而不解其义，或解其义而无意实行，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不怀疑的。我们的怀疑在于这些学者和士君子都只知道做官，而不知道自己兴办事业；只知道居于政府上位之术，而不知处于政府辖下之道，还是不免染有汉学家的旧习，就象以汉学为体披上西洋外衣一样。
    试举实际例证来说明。现在洋学家们全都出入宦途，自己举办事业的屈指可数。其目的不仅在于贪利，又因生来所受教育先入为主，只着眼于政府，认为不是政府的事就决不可做。有了这样的成见，就只想达到他们平生所抱“青云直上”的志愿；就是社会上有名望的大人先生们也不能例外。
    他们的行为虽似乎卑贱，而其用意却也不必深咎，因为他们的用意本来不坏，只是不知不觉地沉溺于社会风气罢了。有名望的士君子尚且这样，天下人哪能不效法他们这种风气呢？
    一个青年学生只读了几本书就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只有了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来做买卖。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其丑态实在是不忍卒睹。譬如现在出版的报纸及各方面的上书和条陈之类，也是一个例子。出版条例虽不甚严，可是报上不但绝对不登载触犯政府忌讳的事，而且官方如有些许美事，就加以过分的称赞，简直和娼妓向客人献媚一样。
    再看上书与条陈的文章，通常是极其卑屈的，其中尊崇政府如神明，自卑如罪人，使用一种不象社会上同等人物交往的虚文，恬不知耻。读了这些文章，只能想象他们都是狂人。但是现在发行报纸或向政府上条陈的人，大概都是社会上的洋学家。就其个人本质来说，不一定是娼妓，也不一定是狂人，其所以这样的不诚实，是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没有首倡民权的实例，人人被那些卑鄙的风气所制，同流合污，所以不能表现人民的本色。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说现在日本还只有政府，而没有人民。所以要彻底改革人民的风气，推进社会文明，也不可专靠现在的洋学家们。
    如果上述论点不错，那么推进我国文明维持其独立就不能单靠政府，也不能依赖洋学家们。我们这些人不仅要在愚民的前面先做出榜样，还要做洋学家们的先驱，给他们指出方向。现在想想我们的身分，固然学识是浅薄，可是有志于西洋学问已久，在国内又是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晚近的改革事业虽不是我们为主兴办，却曾暗中助成。即令没有发挥助成的力量，而世人看到我们欢迎改革，也一定会把我们看成是改革家；既负有改革家之名，又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世人就会把我们的行为当作范例。那么带头示范就是我们的任务了。
    凡事与其下令推行，不如采用说服方法，说服又不如做出实际事例给人家看。政府只有下令之权，如果说服人民和示以实例系属私人之事，我们就应当站在个人的立场，或研究学术，或从事贸易，或讨论法律，或著书立说，或发行报纸等等，只要是不超过人民本分的事，就要大胆去做。我们严守法令，按理办事，如因政府不守政令而受到委屈，还是不要屈服，据理抗争，这就象是给政府当头一棒，革除旧弊，恢复民权，诚为今天当务之急。本来私营事业种类很多，做这些事的人也是各有所长，并不是要所有的学者都来从事于此。我的目的不在于示人以办事的技能，而在于使世人知道举办私营事业的方向。费一百次劲去说服人，还不如示以一次实例。现在由我们来树立办理私营事业的实例，就可以使人们知道，人间事业并不能单靠政府来做，学者站在学者立场，商人站在商人立场，都可以兴办个人事业。政府是日本的政府，人民是日本的人民，那么人民就不应害怕政府，而应靠拢政府；不应疑惑政府，而应亲近政府。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人民就会渐渐知道正确的方向，上下之间原有之风气也会渐渐消灭；才会产生真正的日本国民，使他们不致成为政府的玩具，而成为刺激政府的力量。从而学术、商业和法律就自然会各得其所，国民与政府的力量亦能平衡，才可以维持全国的独立。
    概括起来说：本篇是讨论现在的学者协助政府完成独立的两个途径，即参加政府做官和在政府范围以外办理私人事业的利害得失，并且赞成后者。如果详细研究世间的事情就可以知道，无利必有害，无所得必有所失，不会利害得失参半的。我们并非有所为而主张私营事业，而只是将平生所见到的加以论述，如果社会上有人拿出确证来批驳这个论点，明白指出私营事业之不利，我们还是乐于接受，不过，举办私营事业想必不致贻害于天下吧！
    附　　录
兹将有关本篇的几个问题②附记于篇后：
一、问：兴办事业，是否不如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为便？
     答：推进文明不能专靠政府的力量，其论点已详本文。
并且由政府兴办事业，已经实验了好几年还没有奏效。私人办事虽亦难期必成，但是，既然在道理上还明显有希望，就不可不试。如果在未试之前即怀疑其能否成功，就不能算是有勇气的人了。
二、问：如果有力的人物离开政府，使政府缺乏人才，岂不有碍公务？
    答：决不如此。因为政府现在正患官多事少，如果实施简事裁员，必能整顿政务，把多余的人员用到社会上，可谓一举两得。并且政府事务庞杂，就会把有用的人置之于无用之地，那不是个好办法。况且这些人虽然离开政府，却并没有到外国去，仍然住在日本，做日本的事，又何足虑？
三、问：若于政府以外聚集许多人来办私营事业，好象自成一政府，会不会使政府的权限旁落呢？
    答：这是小人之见，办私营事业的人与办公事的人都是日本人，只是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办事，实系相辅相成，共谋全国的利益，他们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益友。如果办私营事业的人犯了法，尽可以处罚，这是毫不足惧的。
四、问：也有人想办私营事业，但恐离开宦途以后，别无谋生之道？
    答：这不是士君子应说的话。
    因为既然自命为学者，又关心天下事，岂是一个没有技能的人？用技能来餬口，并不是难事。在政府里执行公务和办理私营事业并无难易之分。如果认为办公事容易，所得的利益比私营事业多，那他的利益可以说超过实际的才干了。贪图超过实际才干的利益是君子所不屑为的。至于一无所长，侥幸进入宦途，贪图薪金以便奢侈享受，还要视同儿戏地谈论天下大事的人，就不是我们的同志了。
① 这是根据作者在明六社的会议上的讲演改写的，发表后曾引起加藤弘之、森有礼、西周等人的反驳。——校者
② 这是作者在明六社的会议上讲演后，根据提问和反驳作的回答。——校者

《劝学》第三编
   如果要保卫我国，就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精神，人人不分上下贵贱，都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智者、愚者、瞎子、明眼人，都必须尽国民应尽的责任。
第三编（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国与国平等
   我们在第二编曾提到，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人民与政府，其权利都是平等的。现在我们再把平等的观念扩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论述。
   国家是人的集合，日本国是日本人的集合，英国是英国人的集合。日本人也好，英国人也好，既然都是生于天地间的人，就不应互相侵犯对方的权利。就如同一个人不应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一样，二个人也不应侵犯另外二个人的权利。百万人、千万人也是同理。事物的道理不会因人数的多寡而改变。
   现今世界，有些国家因文明开化，文化与军备都很进步，是富强的国家；有些国家因野蛮未开化，文化与军备都很落后，是贫弱的国家。一般而言，欧、美诸国是富强国家，亚、非诸国是贫弱国家，这种贫富强弱，是各国不同的境遇。可是，如果因为自己的国家富强，就以富强的力量来压迫贫弱的国，就犹如相扑力士凭着他的腕力把病人的手臂折断一样。这样做就侵犯了他国的权利，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日本现在虽然不及西洋诸国富强，可是权利上彼此平等。因此，如果那一天权利被他国侵犯，日本应奋起抵抗，即使与世界各国为敌也无所畏惧。就如初编第六页所说，所有的日本人民即使牺牲生命也必须维护本国的尊严。
   此外，贫富强弱的状态并非天生注定，人的努力与否，可以改变这种状态。今天的愚人可以变成明日的智者，昔年的富强也可能变成现在的贫弱，古今不乏其例。我们日本人如果从今天起，发愤求知，培养实力，先谋求个人的独立，继而达到国家的富强，则西洋人的力量有什么可惧的呢？讲道理的，我们与他交往；不讲道理的，我们击垮他，如此而已。「个人的独立」可以达到国家的独立便是指这事。个人的独立可以达到国家的独立
   如前所述，世界上每个国家虽然都是平等的，可是，一国的人民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就无法确保那个国家独立的权利。这事我们再详论如下：
第一，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不会爱国。
   所谓独立，是指自己能够支配自己，没有依赖心。自己能够判断事物的是非，而采取正确处理方式的人，便可以不依赖别人的智慧而独立。自己能够劳心劳力养活自己的人，便可以不依赖别人的金钱而独立。如果人人都没有这种独立心，只是想依赖他人的话，那么全国的人都是依赖者，而没有接受依赖的人了。这就犹如全国人民成了瞎子的行列，没有明眼人牵引他们一样，这是多么危险啊！
   论语中有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民众大多是愚蠢的，因此贤明的统治者不必告诉他们什么道理，只要下命令要他们遵守就行了。孔子的这种主张实在大错特错。
   一国之中，才德兼备有能力统治民众的人，一千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人。假定现在有个国家人口为一百万，那么其中只有一千人为智者，剩下的九十九万九千人为无知小民。才德兼备的智者统治这些小民，或像自己的孩子般疼爱，或像家里的绵羊般饲养，有时胁之以威，有时施之以恩，软硬兼施地要人民走往预设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而然地听从统治者的命令，不会作奸犯科，社会一片祥和。可是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人就分成了主客二种人。主人是那一千位智者，负责统治工作，剩下的则是对统治一无所知的客人。客人既然完全依赖主人，把责任完全交给主人，自然不会担忧国事。
   如果只是国内的事，那还没什么关系，可是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争，那就糟了。无知无力的小民虽不至于倒戈投向敌军，但是他们会认为自己不过是客人，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抵抗敌人呢？因而逃之夭夭。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人口表面上有一百万人，可是一旦碰到要保卫国家的时候，实际人口就变得非常少。这怎么能维持一国的独立呢？
   因此，如果要保卫我国，就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精神，人人不分上下贵贱，都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智者、愚者、瞎子、明眼人，都必须尽国民应尽的责任。英国人把英国当作自己的祖国，日本人也应该把日本当作自己的祖国。祖国的土地不是别人的土地，而是我国人的土地。爱国就如同爱自己的家一样，为了国家，不仅财产可失，拋弃生命也不足为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
   虽然一国之中，施政的是政府而受统治的是人民，可是这只是为了方便，双方各担任不同的角色罢了。碰到国家的尊严遭受威胁时，人民岂有将国家的命运完全交给政府，自己则在一旁隔岸观火之理呢？任何一位日本人或任何一位英国人，既然拥有该国的国籍，就有住在那个国家，在那个国家生活的权利，既有那样的权利，就有随之而来的义务。
   战国时代，骏河的今川义元率领数万军队去攻打织田信长，结果中了信长的计谋而大败，连头都被砍下。骏河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后，如树倒猢狲散般，不战而逃。当时威名远播的骏河今川政府就这样于一夕之间，了无痕迹。
   可是相反地，二、三年前，法国与普鲁士之间发生战争时，法国一开始就打了败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还被普军生擒，法国人却不因而绝望，反而更加发愤图强，拋头颅洒热血，全力抵抗普军。双方经过数日的攻防之后，终于讲和。法国还是法国，并没有灭亡。
   拿今川的事与此相比较，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骏河的人民完全依靠义元一人，他们都把自己当成客人，没有一人将骏河视为祖国。相反地，法国有很多报国之士，他们将国难当成自己的事，不必等旁人劝说，就自动自发地为祖国而战。
   由此可见，在对抗外国保卫祖国的时候，愈是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就愈爱国，愈是没有独立精神的国民便愈不爱国。
第二， 在国内没有独立地位的人，与外国人接触时，也不会主张自己的权利。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会怕别人，怕别人的人一定会阿谀别人。经常怕别人、阿谀别人的人，日子久了，就会习惯这套模式。他们的脸皮厚如铁甲，该羞耻的不以为耻，该主张的不敢主张，一看到人就反射性地弯腰。俗话说：「习惯为第二天性便是指此，一旦习惯了，就很难改过来了。
    例如，政府现在已准许平民拥有姓氏与骑马的权利，法庭的制度也改善了，表面上好象与士族平等，可是习惯依旧没变，平民的根性仍然无异于往昔。他们的用语卑屈，对人低声下气，碰到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就讲不出半点主张。叫他们起立就起立，叫他们跳舞就跳舞。其顺从的模样，犹如家中养的瘦狗，一点儿骨气也没有。
    在昔日旧幕府实施专制政治的时代，人民没有骨气不仅不会造成施政上的障碍，反而有利于统治。因此，幕府官员便故意让人民无知，强迫人民顺从。可是今天，日本既然开始与外国交往，这就成了很大的弊害。
    例如，乡下的商人想要与外国人交易而诚惶诚恐地来到横滨，他们看外国人体型高大便吓了一跳，看到对方钱那么多也吓了一跳，看到外国商馆的宏伟建筑又吓了一跳，看到轮船的速度之快再吓了一跳。吓了这么多跳之后，他们已经魂飞魄散了。接着，他们与外国人接触，开始进行交易。这时，又被对方精明的讨价还价方式吓了一跳，或者如果对方语气强硬，则岂止是惊吓而已，简直被吓呆了。结果，明知对方出的价钱不合理，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不但蒙受了损失，也蒙受了耻辱。
    这不是一个人的损失，而是一国的损失；这也不是一个人的耻辱，而是一国的耻辱。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谬的事呢？那是因为这位商人与他的父祖们，世世代代都没有呼吸过独立的空气，经常被武士欺压、被官老爷斥责，久而久之，奴性渗透到骨髓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净。像这种没骨气的小民，一碰到目中无人的外国人，自然是胆颤心惊。这就是在国内没有独立地位的人，对外也无法独立的明证。
第三，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狐假虎威做坏事。
    在旧幕府时代，有些人假借大名的名义放高利贷，借钱者若还不起钱，就抬出大名的权威，逼迫对方还钱。今天虽然已经没有这种事了，可是或许有人会假借外国的权威做坏事。今后万一政府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各地自由居住，而又出现这类假借外力的恶人，那可就成为国家的一大祸害。
    以上三点所言，都是因为人民没有独立心而发生的弊害，因此爱国之士不论朝野，应先谋求自己的独立，倘若还有余力，便帮助他人独立。父兄帮子弟独立，教师劝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民都独立之后，自然可以保卫国家。
　　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自个儿忧劳国事，倒不如解放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才是明智之举。

第二编（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前言
   「学问」的意思很广泛，有眼睛看不见的精神的学问，也有眼睛看得见的物质的学问。心性与神灵的研究，或哲学等，属于精神的学问；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则属于物质的学问。但是无论是什么学问，其目的都在于增广自己的知识与见闻，并藉此养成判断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为人所应背负的使命。
   为了增广知识与见闻，除了多听别人的经验谈之外，当然必须读书。而为了能够读书，自然必须识字。可是，如果像过去的人那样，把识字当成是学问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了。文字只是从事学问的工具而已。就像盖房子时必须有铁槌、铁锯，铁槌、铁锯是建筑工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可是如果只有这些工具，而没有盖房子的技术，则称不上是建筑工人。同理只是识字，而不晓得事物的道理便称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俗话说，「读论语」而不知论语，便是这意思。
   国学者即使把《古事记》之类的日本古典背得滚瓜烂熟，而不知道米价的话，那就是处世学问的文盲。汉学者即使精通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德与历史，而不懂买卖的诀窍的话，那就是理财学问的拙者。不只是国学者与汉学者如此，有些人投入数年的苦心、花了数百圆的学费，好不容易修得西洋的学问，却仍旧无法在生计上独立。这也是与活学问无缘的人，换言之，以上这些人都只是文字知识的掮客，他们的价值顶多和一本会吃饭的活字典相当。他们是无用的木偶，是妨碍国家经济的废物。总之，明白处世的方法是学问，调查金钱的出入是学问，了解时代的动向也是学问。只会读和汉洋书籍则不算是学问。
   因此，我将这本书的书名取名为《劝学》，绝不是要各位只读字。这本书的内容，有些是从各种西洋的书籍中直接翻译其文句，有些是介绍其大致的意思。这些内容无论是物质上的知识也好，精神上的问题也好，都是一般国民所应该知道的。真正的学问是什么？其根本精神是什么？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去年我所着的那册书是初编，这回写的第二编是将初编所叙述的精神更进一步详细阐述。今后打算继续出第三编、第四编。
   本书初编曾谈到，每个人一出生就没有上下的差别，都有其自由。现在再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
   人之所以出生，是来自于天意，非来自于人力。人与人应该互相敬爱，各尽其本分，不得妨害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人类，都是天地间的创造物，就像兄弟是同样的父母所生，必须和睦相处一样。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里所说的平等，并不是指现实的状态，而是指基本的人权。如果谈现实的状态，那么贫富、强弱、智愚的差别显然很大。有的人住华丽的豪邸、穿漂亮的衣裳、吃山珍海味；有的人在陋巷租房子住，连当天的三餐都没有着落；有的人才智高人一等，成为高官、巨贾、掌握天下的政权与财力；有的人智力较差，一辈子只能靠兜售糖果饼干过活。换言之，有的人强如相扑力士，有的人弱如娇小女子，真可说如云泥之差。可是，如果从固有的人权来说的话，则每个人都是平等，没有一分一厘的差别。所谓人权，是指每个人的生命都很贵重，每个人的财产都不得被侵犯，每个人的尊严与名誉都不得被损伤。
   天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肉体上与心智上的种种能力，让人能够遂行其生存权、所有权与名誉权。因此，这些权利不得被侵犯。大名的生命与苦力的生命，二者同样贵重。富商的百万两黄金与小贩的四文小钱，二者都是私人财产，都得受到保护。世间有一些错误的谚语，如「收税官与爱哭的婴儿」一样，让人束手无策。又如「父母与老板」都会作无理的要求。意思都是说，人有时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人权。这种论调把现实状态与人权搞混了。
   收税官与农民，身分虽然不同，可是人权是一样。农民身上挨了一拳会痛，收税官身上挨了一拳也会痛；收税官觉得甜的食物，农民也觉得甜。厌恶痛、喜爱甜，这是每个人天生的欲望。只要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利满足欲望。这是人权。这样的人权，不管收税官也好、农民也好，都没有丝毫的差别。不一样的只是收税官富而强，农民贫而弱罢了。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所以会有贫富强弱之差。可是，如果因为境遇不同，富强者便压迫贫弱者，那就是侵害了人权。这就好象相扑力士仗着自己力气大，就把旁人的手腕折断一样。旁人力气虽小，可是他的手腕也是很有用的呀！
   在旧幕府时代，武士与平民之间的差别很严重。武士威风凛凛，仿佛把平民当成罪人似的。例如，当时的法律规定，武士若觉得那一位平民冒犯了他，可以当场拔刀砍死对方而不负刑责。根据这样的法律，平民的生命简直不是自己的，而是借来的。平民碰到了素不相识的武士也必须低头鞠躬，在室外碰到了要让路，在室内要让席，甚至自己家里养的马都不能骑（译注：在幕府时代，骑马是武士阶级的特权。）这真是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可言。
   武士与平民之间固然不平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平等更甚于此。幕府这个大政府，以及三百个藩的小政府，他们任意统治人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些地方或许较为慈悲，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承认人民的天赋权利。因此，人民的处境可说惨不忍睹。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只是外形的强弱不同罢了，双方的权利则是平等的。农民种稻养活众人，商人从事买卖给世人方便，这是人民的工作。政府设定法律、惩戒恶人，保护善人，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了执行其职责，必须花很多钱，可是政府本身既没有稻米、也没有钱，因此，人民必须缴税给政府。这是政府与人民双方同意下所订的契约。
   因此，人民如果每年缴应缴的税，并且遵守法律，就是尽了人民的职责；政府如果将收来的税妥善利用，保护人民，就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此，双方各尽其职责，不违反契约，便没什么问题。
   可是，在旧幕府时代，政府的权力高高在上，底下的官员只要说句「这是替上头办事」，就住旅馆不给钱，坐船不给船资，雇用苦力不给工钱，更过分的是，还会向苦力强索钱。这真是太没道理了。还有，政府经常为了将军或大名个人的兴趣而大兴土木或做一些无益的事，如此浪费公帑，自然导致财政困难。此时，政府就会抬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增税，最常见的说词就是「报答国恩。可是，「国恩」究竟是指什么呢？
   政府口中的「国恩」，大概是指人民之所以能安居乐业，不必担心盗贼的侵扰，都是政府的恩德。当然，人民能够安心过日子，的确是因为政府的法令威力之故。可是，设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怎能说是「恩」呢？如果说政府保护人民是「恩，那么人民缴税给政府何尝不是「恩？如果说政府为人民做种种行政事务、裁判事务是沉重的负担，那么农民每收成十袋米就要被拿走五袋米，这也是很大的负担呀！如果要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没完没了了。总之，双方都同样地对对方有恩。若是如此，就没有理由只要求一方（人民心存感谢）。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恶劣的习俗呢？那是因为政府不明白人人平等的道理，误用了贫富强弱的外形，以至于富强的政府侵害了贫弱人民的权利。因此，身为人者，应该时时刻刻记得权利平等的精神。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西方人把这称为reciprocity（相互对等）与equality（平等），亦即初编所说的万人平等。
   以上所述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要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利。不过，如果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则还有一些事必须论述。政府与人民本来是一体的，后来两者分工，政府代替人民制定法律，实行政治，人民也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例如，今天奉明治为年号的人，就是与政府订定契约，必须遵守政府订的法律。因此法律一旦订定之后，即使有人觉得该法律对自己不利，也必须在法律修改之前，小心翼翼谨守法律的规定。这是人民的职责。
   然而，世间有一些无学文盲，他们无法分辨是非善恶，只懂得吃、喝、睡、醒；他们虽然没有知识，欲望很大，欺骗旁人，违犯法律，不知国法为何物，不知国民的本分为何物；他们很会生孩子，不会教育孩子。这些不知羞耻、不知法律的人，如果其子孙繁衍昌盛，对国家可说是有害无益。对这种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国家的权力压制他们。这就是世上何以会出现专制政府的原因。不只是我国旧幕府如此，亚洲各国自古以来也都如此。
   因此，一国之所以出现暴政，不一定全是暴君、暴吏的罪过，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民的无知，是人民自己招来暴政。
   看看日本当前的社会，有些人受到煽动而图谋暗杀，有些人误解新政而发起暴乱，有些人以自力救济为名，袭击有钱人的家，喝酒、抢劫。这样的行为简直不像是人干的。面对这种贼民，即使是释迦、孔子在世，也一定想不出什么妙计，唯一的方法是行苛政一途。因此，如果人民想避免暴政就得赶紧读书求学，充实自己的才能品德，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与政府同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劝各位读书的原因。